那一片深蓝……

在中国海军主力水面舰艇阵营中，也许找不到其他任何一型舰艇会像俄制“现代”级驱逐舰这样毁誉参半。作为中国海军建军以来引进的排水量最大的作战舰艇，“现代”既有过“航母杀手”这样的赞誉，也曾因在动力和舰体设计上的落伍而倍遭诟病。客观地讲，区区4艘“现代”舰并没有给中国海军战斗力带来脱胎换骨的质变。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舰在中国海军远洋化进程中曾很好地扮演了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技术篇：并不现代的“现代”

　　在对“现代”舰进行作战能力作系统评估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这样一个原则一海军舰艇编队是一个有机整体，编队中各型舰艇都是作为整个系统中的一个组成环节存在的。要评价一种舰艇作战能力是否优秀，我们首先要了解该型舰艇在整个编队中的定位和承担的具体作战任务。

　　如果该型舰艇能有效地完成其编队所赋予的作战任务，它就是优秀的，反之则是不合格。从这一原则出发，我们要评估“现代”级作战能力的优劣，就必须将其放到前苏联海军水面舰艇编队中去，以其任务完成情况来进行综合评估。“现代”舰与苏联海军水面舰艇编队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前苏联海军战略的核心内容一直都是“大战略预备队和中、近海堡垒防御”。所谓“大战略预备队”，既指前苏联的海基核力量。苏军内部的分析表明，虽然陆基弹道导弹射程远、精度高、投掷重量大，但在敌核突袭中生存概率低(不超过1%)，与生存能力更低的空基战略核力量一样，只适用于先敌发射，用于第一次战略核打击。与此相反，海军弹道导弹核潜艇生存能力强，在敌第一次核打击下不易受损，更适合作为整体核战略中的战略预备队，承担第二次核打击和战略威慑任务。在这样的前提下，建设、保护和使用这支大战略预备队就成为前苏联海军的首要任务。

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张我海军052C型171“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航行照片，可能有些读者朋友看到这张照片会很奇怪，为什么我们海军的军舰要在主桅上挂一面“日本国旗”？

其实，这面白底红圈的旗帜并不是矩形的，而是梯形的，这当然也不是什么“日本国旗”了，而是一面海军信号旗。这面信号旗代表的涵义是1。

海军信号旗是在目力范围内进行旗语通信的专用旗帜，亦称海军通信旗。是视觉通信中重要的通信器材之一。主要供舰艇和海岸信号台使用。白天，目力能看清的地方均可用它来传递信号。通信距离一般为2～3海里。其用途是传达舰艇编队的统一号令，进行海上编队运动或表示本舰的行动信号，也可发送日常勤务信号。要真正了旗语，我们还得从它的诞生说起。

海军旗语的诞生

公元17世纪，国际航海事业迅速发展。但如何在船舰之间提供有效的通信联络，便成为了众多航海家所关注的问题。

后来，航海家便发现，利用各种不同类型且色彩鲜艳的旗帜的组合来传递消息是一种很不错的方法——即使距离相距比较远，通过视觉也仍能看到。于是，这种原始的信号旗被大量使用——尽管各个地区的通信标准各不相同。

在这其中最广泛使用的便是弗里德里克．玛里艾特的数字信号旗系统和霍姆字母信号旗系统。这几套广泛使用的信号旗系统的外形和色彩结构已经与现在使用的国际信号旗非常相似了。

　　　舰船相互通信时，船的桅杆上会升起各种的旗帜来表达复杂的涵义。有时水手也站在船上，手持两面旗帜，举起一面旗子是一种信号，举起两面旗子是另一种信号，如果在空中挥舞不同的动作，那又是另种信号，这样利用不同颜色的旗子和不同的动作，就可以相互传达不同的信息。这也构成了现代旗号通信和手旗通信的基础。

对于需要维护近400万平方千米内领海和经济专属区利益的中国海军来说，武器系统完备和吨位适中的护卫舰同样是最重要的装备。然而直到被西方媒体称为“江卫”Ⅰ的053H2G型护卫舰装备之前，中国海军装备的护卫舰主要是制海作战舰，缺乏综合防空和反潜作战能力。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水面舰艇面临的威胁主要体现为来自空中目标，缺乏高效率舰空武器系统的单一制海作战舰貌似强大的背后是作战能力致命性的缺失。1988年美国《海军》杂志评论认为3.14海战交火数小时后，在舰炮交战中大获全胜的中国海军编队主动北撤，更多是出于对越南岸基航空兵遂行报复性空袭的担心。当时中国海军编队只有1艘“江东”型防空导弹护卫舰具有10千米以上的杀伤区域和2个导弹射击的目标通道，其他护卫舰只有杀伤范围在4000米左右的防空舰炮，难以构成严密有效的舰队防空体系。1988年越南空军已经装备了能够携带X-25等通用导弹的苏-17和苏-22战斗轰炸机，在高空投射X-25时射程超过20千米，完全可以在中国海军舰空导弹有效射击斜距外遂行有效的空袭。除国际政治因素外，技术装备因素是导致3.14海战出现胜败双方都匆忙后退的重要原因。

至关重要的通用护卫舰

3.14海战背后的尴尬情况只是中国舰空导弹武器装备研制进度落后问题的后果再次体现，当时中国海军惟一的一艘防空导弹护卫舰“江东”级需要承担三大舰队的全部伴随防空使命。海军判断南海可能会发生争端后临时抽调配属南海舰队，以便为在南中国海深处主权领海执行任务的制海舰只提供舰空导弹火力。我海军舰空导弹的杀伤范围在10千米内，作用仅相当于美国海军的“海麻雀”点防空导弹。

1958年8月23日，我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开始对蒋军盘踞的金门等岛屿进行猛烈炮击，给予疯狂叫嚣反攻大陆和严重袭扰我东南沿海的敌军以应有的惩罚。随着炮击金门作战的开始，我东南沿海地区装甲兵部队也把随时准备迎击敌军的登陆反扑以及夺取敌占岛礁，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首要任务。为适应两栖作战需要，军委装甲兵领导机关于同年10月决定研制水陆坦克，从此，一场打造我军装甲“水中蛟龙”的科研大会战拉开了序幕。

63式水陆坦克

　　横渡琼州海峡，成为我国装甲装备研制的壮举

　　我国第一代水陆坦克的研制任务下达后，装甲兵科研机构和兵工战线的有关工厂立即投入精兵强将进行科研会战。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兵科研院等先后披挂上阵，承担设计、试制等各项任务。从1958年10月开始设计到1959年3月和6月先后试制出两辆样车，只用了不到半年左右的时间。样车随即交付试验机构进行严格的考核，并取得了较好的试验效果，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为此，承研单位对样车的设计进行过多次修改。随后，某工厂于1960年开始小批量生产，先后交部队试用。

　　经过小批量生产和部队试用，科研人员发现该坦克在性能和结构上仍存在一些问题。1960年底和1961年初，科研人员为进一步掌握水陆坦克的特性，辗转数千千米，分别在浙江、江苏和北京等地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性试验，并提交了详细的研究报告。根据试验研究结果，国防科委组织有关专家于1961年5月在苏

梁晋才，中国工程院院士，１９５０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同年到铁道学院任教。１９５７年赴苏联留学，获副博士学位。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后改为七机部）二分院２２所副所长、上海航天局总体部副主任、主任、上海航天局科技委副主任、副总设计师和总设计师，现任上海航天局技术顾问。梁院士是我国导弹武器系统技术专家，８０年代曾主持我国第一代舰空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他带领一支精悍的技术队伍攻克了一系列重大关键技术难题，为我国第一代舰空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部级一等奖、全国科技大会奖。最近，本刊记者在上海对梁院士进行了独家专访，以下为访谈实录。

　　记者：梁总，请您谈谈我国早期研制舰空导弹武器系统的情况。

　　梁总：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我国开展了第一代舰空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受文革影响，研制工作进展缓慢。粉碎＂四人帮＂后，研制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但是由于长时间积累下来的技术难关，一时还难于突破，遇到了不少困难和挫折。直到１９８６年分别在陆上靶场和海上靶场成功地进行了设计定型飞行试验，这项任务才算圆满完成。第一代舰空导弹武器系统走过了艰苦的２０多年，经历了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多坎坷，一代人为它付出了青春。

　　回头看看这一段历史，令人震撼，感人至深，催人奋进。一个人一生不可能什么事都很顺利，总会遇到困难，特别是在型号的研制过程中遇到的沟沟坎坎，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感受到它的艰难。

记者：我国第一代舰空导弹武器系统和当时仿苏的导弹武器系统有什么区别？

　　梁总：从制导体制上讲有很大的区别。第一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至今，我国以引进前苏联544型反舰导弹(即“冥河”式反舰导弹)为基础，结合自主技术创新，共发展了“上游”，“海鹰”以及“鹰击”三个系列数十种各式反舰导弹，按照最初的编号规则，这三个名称分别用来称呼舰载反舰导弹，岸基反舰导弹和空射反舰导弹三个类别，但随着反舰导弹的一弹多型化，上述规则逐渐变得混乱，比如本来作为岸舰型发展的海鹰系列反舰导弹，最终取代上游系列而成为一个时期内我国反舰导弹的主力型号，而出现更晚的鹰击系列，则因为其采用技术更新，通用化更强，最终取代了上游和海鹰两个系列的反舰导弹，使得后期我国反舰导弹序列中“鹰击“系列一枝独秀，最终几乎成为中国反舰导弹的“名片”。

　　而在鹰击系列这个大家庭里，又以鹰击－6系列服役最早，个头最大，射程也相对同时期其它型号更远，从而作为中国空军主力远程反舰武器，一直服役至今，鹰击－6系列作为我国最早一个空射反舰导弹系列，对我国空射巡航导弹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技术实践与储备作用，其研制、装备的历史，恰似一部中国空射巡航导弹发展史，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绵绵延续至今。

　　故事的开端-鹰击-6型大型空射反舰导弹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全面中断了对中国的军事技术援助，并撤走了所有的专家，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中国军队一系列重大军工项目或下马，或者处于停滞状态，其中，受到波及最大的，则是技术含量较为密集的空军。而很不巧的是，这个时期恰恰是军事航空平台与武器技术大发展的时期，许多崭新的武器装备概念，诸如雷达制导中距拦射空空导弹，空对地／对海巡航导弹等新式武器装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苏联技术援助的终止，则如同从天而降的一道无形的屏障，将中国空军阻拦在了这些装备与技术的大门之外。

作战背景与部署

浙东四岛争夺战后一个月，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随着朝鲜半岛硝烟的渐渐散去，因为朝鲜战争而被暂时搁置的台湾问题重新提上了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重心开始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台湾当局为了应对这一形势构成的严重威胁，在加强既占岛屿防御守备的同时，于1954年初与美国政府酝酿“共同防御条约”，以依靠美方的力量确保其安全。美国和台湾当局要员接连到大陈、金门等地活动。胡宗南由于在浙东屡战屡败被迫去职。原国民党第67军中将军长刘廉一出任“大陈防卫司令部”司令，下辖步兵46师又1个团，游杂部队7个大队及1个海上总队，共计2万余人。这个时候，国民党军占据着浙江沿海的大陈、一江山、渔山、披山及东矶列岛等岛屿，其海军舰艇利用这些岛屿作为依托，在空军的配合下不断进行骚扰活动，袭击渔船、商船和人民海军的护渔、护航舰艇。

       针对以上敌情，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加速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进程，坚决打击美蒋“协防”的图谋。总参谋部4月25日、26日两次指示华东军区：“应抽调陆军一个团的部队，进驻并巩固田岙和头门山岛，配合海军执行护渔任务和确保该区航行安全。华东海司应组织现有力量，积极寻找战机，予猖狂活动之敌以打击……”，“为了保障目前猫头洋的渔业生产及便于支援海军的海上作战，华东军区应以海、空军加强直接掩护，并以一部陆军部队进占东矶列岛。”5月8日，海军司令部也作出相应指示：要求华东军区海军密切协同陆军攻占东矶列岛，登陆后以适当数量的舰艇，依托东矶列岛，配合驻宁波的海军航空兵掩护守岛部队，打击敌海、空军的反扑。

新中国成立后，溃逃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不甘心失败，依靠自己相对优势的海空军力量，肆意加大对新中国的武力封杀。其中的国民党海军，为阻止新中国的一切海外贸易和商业活动，对大陆的两个主要海上贸易通道——华东的长江口和华南的珠江口，进行了大规模的海上布雷活动。于是，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匆匆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海军，一年之后即在华东海军成立了一个扫雷舰大队，揭开了我国扫雷舰发展的序幕。

　　建国前后：登陆艇+钢缆

　　最初成立的华东海军扫雷舰大队虽然号称扫雷舰部队，却没有一艘正规的扫雷舰艇，只是在10艘排水量仅25吨的登陆艇上分别加装了一些钢缆收放设备，就匆匆成军了。

　　称这些艇为扫雷艇，实在有些牵强，因为它们的全部装备仅是四条扫雷索，而这四条所谓的扫雷索实际就是四根2公分粗的钢缆。

　　当时是将两只扫雷艇编为一组，每艘艇上固定住钢缆的一头，两艘艇拉开距离拖带钢缆前进。因为那时的水雷绝大部分是锚雷，在离水面数米的海水中漂浮着，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只要能控制拖曳钢缆的深度，一般都会把这些水雷拖扫出来。由于钢缆上没有一般扫雷索都配备的切割锚雷索的锋利割刀，因此最初的扫雷设想是，在拖出水雷后再由枪炮手开火击毁。

　　可惜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扫雷作业，并没有扫除一条水雷。而且由于25吨登陆艇马力太小，在湍急的海流中摇晃不已，“扫雷索”又太细，且没有切割刀具，四条扫雷索扯断了三条，扫雷被迫中止。此时，那些与我国进行贸易的外国货轮或者我们自己的货轮，则频频在长江口触雷沉没。形势越来越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海军决策部门采纳

在新中国导弹发展史中，1966年仿制成功并定型生产的我国第一批反舰导弹“上游一号”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犀利的舰对舰导弹对有效遏制敌对势力对我国海域的封锁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

1958年谈判引进，1960年因国民经济调整而暂缓上马，1963年重新上马研制，直到1966年最终仿制定型成功，海防导弹的研制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难。因为保密的原因，直到现在，很多当年导弹研制的过程仍鲜为人知。

6日，当年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枚海防导弹研制工作的南昌洪都集团退休工程师彭历生老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揭开了新中国第一枚海防导弹诞生与试射的神秘面纱。

为对抗美国舰队封锁，我国决心造导弹

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近海海域受到美国舰队的封锁，而对抗这种封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发展我国的海防舰对舰导弹。1958年，造导弹被提上议事日程。当时，我国政府特派代表团前往前苏联与之协商，最终两国签订了一份“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国防新技术援助”的协议，协议中除了其他国防武器外，有三种导弹的合作协议最特别：一种是潜射型，一种是地对地型，还有一种就是(П-15)冥河型舰对舰飞航式海防导弹。

由于飞航式导弹与飞机制造在技术和工艺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央决定“冥河”型导弹的仿制任务由航空工业部门承担，并且定名为“上游一号”。

1960年3月24日，二机部四局以密字文件正式把仿制“上游一号”的任务交给三二零厂(对外称为洪都机械厂，也就是现在的洪都集团)，并要求1961年二季度要完成试制。然而，因国民经济计划调整，后来仿制进度不得不推迟。

在《当代中国的船舶工业》一书中介绍到６６３３艇时，有这样一段话：“为了加强该型潜艇的海上打击能力，１９７６年由７０１研究所的李建球、杨焕生等进行了加装飞航式导弹的改进设计，并由冯云龙为主设计了艇上的导弹存放和发射耐压筒。”记者按图索骥，就３３Ｇ的改装设计工作采访了李建球同志。那时，在上级未下达正式任务，未建立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等制度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我国的舰艇科研人员仍在辛勤地为建设强大的海军而努力工作。

记者（以下简称记）：这次来访是想请您谈谈３３Ｇ型潜艇。

李建球（以下简称李）：３３Ｇ的研制情况，我国书刊杂志上报道得很多了，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可再多说的。

　　记：但是，我想请你们这些曾经设计过这型艇的科研人员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你们是什么时候，怎样接受这项设计任务的？

李：这说来就话长了。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１９７３年，我在上海工作了一年多，组织完成了一个关于潜艇的工程项目后回到我所研制单位驻地。这时研制单位的领导就要我负责下一代常规潜艇的预研工作，当时，我们那里没有人抓这种预研性的工作。

记：能说说您在研制单位的一些情况吗？

李：那时世界各国都还在发展常规潜艇。“文革”期间，象我们这样的人，大多受到冲击，技术有些荒废。我就差点“自觉”销毁了我从苏联带回的俄文技术书籍和关于潜艇的学习笔记。当我们热衷于“革命”的时候，美苏都在大搞军备竞赛。常规潜艇的发展也是这样。法国的女神级、阿戈斯塔级、日本的涡潮级、西德的２０９级等等，都是在我们搞“革命”的期间建造和研制的。当时我们有很多人都在想，我国的常规潜艇该怎样发展呢？

如果说弹道导弹核潜艇是一把所向披靡的战略长剑，那么它所携带的潜射弹道导弹就是无坚不摧的剑锋。事实上，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巨大威力就直接体现在它所携带的潜射弹道导弹上。中国海军的潜射弹道导弹发展项目基本上与核动力潜艇发展项目同时启动，但历经20余年的艰苦努力，第一代潜射弹道导弹“巨浪”-1型才破水而出，完成研制和试验并形成战斗力。在此基础上，第二代潜射弹道导弹的研制已进入了快车道，正式服役指日可待。

卧薪尝胆

“巨浪”潜射弹道导弹是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卧薪尝胆20余年努力的结果，是广大科研设计人员智慧和心血的结晶。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七机部于1965年8月组建了第四设计部（简称四部），开始固体战略导弹总体设计的准备工作。中国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展从此拉开了序幕。

1967年3月，国防科委正式下达了中程潜地固体导弹的研制任务。要跨越近程单级阶段直接研制两级中程固体导弹，意味着将面临起点高、技术难度大、既无资料和图纸又无仿制样品、缺乏预先研究等许多困难。这对于中国年轻的固体导弹研制队伍来说无疑是严峻的考验。在总体方案论证与设计中，设计人员先后遇到四大难题，包括如何选择导弹水下机动发射技术的试验途径、选择何种发射方式、选定导弹的试验程序和选择弹体、两级动力装置和制导系统等问题的解决方案。

      对第一个难题，设计人员分析研究了国外研制固体潜地导弹的经验和教训，从中国国情出发选择了一条新的途径，即先用缩比导弹模型在水池内进行发射试验和水筒试验，然后再研制一种能回收的全尺寸模型弹，直接

一个国家，只要在海洋深处还保留有一条战略导弹核潜艇，那么，即使地面军事设施全部被敌国摧毁，它仍可以进行规模可观的战略反击，敌国的一大批重要军事设施、政治中心势必在它成功的反击下化为灰烬。中国是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国家。中国不但拥有鱼雷核潜艇，也拥有战略导弹核潜艇。有了这被称为“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尖端武器装备，中国人的胸膛便硬了许多。如果有人企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诸武力，就不能不顾及中国核潜艇部队的存在。

       今天来之不易。几代人的拼搏，三十多年的奋斗，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几近空白的领域中，竖起了一座吸引全球目光的丰碑。

       导弹核潜艇以核反应堆作为推进动力源，可长期潜伏在水中活动，具有比常规动力潜艇远为优越的作战性能和更为广阔的活动范围。核潜艇装备导弹等多种武器，既能完成反潜、反舰和对陆上目标实施攻击等多种使命，又具有陆基战略武器无法比拟的“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优点。中国自1958年决定研制核潜艇，到1988年，先后研制成功鱼雷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这是中国舰艇科技事业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

        1958年6月，我国第一座试验型原子能反应堆开始运转。主管国防科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抓住这个契机，立即把海军苏振华政委、罗舜初副司令、中科院张劲夫副院长、国防部五院钱学森院士、王诤副院长以及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